科学与发展网2007年10月12日报道 今年8月，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涵盖广泛的关于中国创新的报告，它得出结论说，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它期望在2020年达到的“创新型”经济。（参见：中国没有收获创新开支增加的收益）。

经合组织发现，尽管中国在研发开支上快速增加，自从1995年以来每年增加19%，但是中国把大部分的钱花在开发新产品而不是获得基本知识，而创新往往依赖这种基础知识。

这份报告也批评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创新政策彼此分裂，有时候还相互冲突，所有政策都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这份报告指出：研究与创新政策“经常没有利益攸关者的参与。”

经合组织主要的建议是，中国应该更多地在基础研究投资，并建立更连贯的创新政策。这两项建议都非常重要。实际上，许多中国科学家已经多次提出了这些建议。

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文化来鼓励科研和行政等级中最底层的青年科学家有创造性的主动研究，以及没有一种透明的系统来为资金分配作决定，经合组织的建议只会起到有限的效果。

大科学PK独立主动性

思考一下基础研究的情况。虽然中国科技预算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较小，其数量也是在稳步增加的。然而，这些资金中很大部分花在了大科学工程上。有一些资金则花在大型科研仪器上，中国科学家甚至可以在其欧美同行面前为这些仪器而骄傲。还有一些资金花在了国际合作项目中，诸如国际热核工程和人类基因组工程。

就这些项目自身而言没有什么不对的，它们经常可以产生重要的科学。问题是它们同时也强化了中国科学界已经存在的很强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数十个甚至是数百个青年科学家在一位首席科学家的领导下工作。

当然，由于大科学工程经常耗资上千万美元，由数百个科研项目构成，确实需要有人进行总体控制，以确保资源能有效地分配并组织进行必要工作。但是对于这个科研司令官而言，确保资源分配和组织工程更加重要，而不是培养青年科学家的独立创造。

说这些大科学项目不能培养青年科学家是不公平的。中国的科研院所经常骄傲地指出，这些大工程激发和培育了青年人才。但是，在大科学项目运作的等级结构中，青年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和项目能有效地完成，而不是培养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结果，青年科学家们可能日益远离创新，而不是接近它。

近年来，有很多努力来鼓励青年科学家的独立科研创意。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促进了这些创意。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在想法把其本来相对较少的预算中更多的钱放到“大科学”中，以产生更多能吸引注意力的科研成就。

例如，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开支中，5.3亿元被花费在“重大和主要科研项目”上，这些项目不属于可以自由申请的面上项目。这笔经费占到基金委44.6亿元的资助总额的11.9%。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重大和主要科研项目的资助在稳步增加。

自下而上的决策

很难说是中国科学领导人采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让他们决定进行更多大型项目，还是更多大型项目让他们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但是无论如何，很明显这两种情况相结合减少了青年科学家作出独立创意的可能性。

更进一步而言，这种基于等级体制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从这样的体制中政治和行政领导人获益最多––––更容易忽视其它利益攸关者、特别是最底层年轻科学家的利益，因为决策是居于顶端的少数几个人做出的。

如经合组织的报告所观察到的，这种情况经常导致政策之间的冲突，因为等级体制让高级官员可能寻求将自己的影响（和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容纳其他官员的利益，更不要说级别较低的利益攸关者。

相反，一种“自下而上”的体制会让青年科学家都参与进来，它也会采取一种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做决策。这种体制可能减少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因为这样的一套系统将更可能采纳一些惠及大多数人的政策。

更加重要的是，更多考虑青年科学家的创意将会提高科研方案之间的竞争。从长期来看，只有最有创新价值的项目才会得到资助，对科研资助的竞争将会变成促进创新的方式。